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管理”，今年这一概念又被列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导向之一。第二个百年指的是什么时候？2050年中国将实现什么目标？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一一解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彦斌表示，需求侧管理的提出有两大意义。一方面是有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是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动力，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指，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三，陈彦斌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论坛上说，要实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那么到2035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要比2020年翻一番，到2050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要比2020年翻两番。在这种情况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8%。但是，按照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未来15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将只有3.8%左右，较难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增速支撑要求。
“需求侧管理通过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能够强化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从而确保我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他说。
至于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当天与会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货币政策要回归中性，逐步消解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降低债务杠杆率。
二是，财政政策从过去的政府投资转向改善民生为主，减少不必要投资，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三是，大幅度放宽城市外来人口的落户标准，在城市就业3-5年后可以落户。
四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且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基数而不是按户籍来划分。首先要涵盖医疗教育，其次是保障性住房，再次是解决9年义务教育向12年义务教育过渡的问题。
五是，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纠正供给侧结构失衡和需求侧结构失衡。
对于需求侧管理与总需求管理的区别，陈彦斌指出，总需求管理是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效需求原理为基础，强调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对需求总量进行逆周期调节，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管理经济体的需求，但是差异也比较大，主要体现在调控范围、调控目标、调控策略、调控对象、调控工具这五个方面。
他解释称，从调控范围来看，总需求管理关注包含内需和外需，而需求侧管理更着眼于内需。从调控目标来看，总需求管理是对需求总量调节，而需求侧管理强化了对需求结构的调整。从调控策略来看，总需求管理强调短期的战术性调控，而需求侧管理更强调长期的战略性调控，聚焦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性、结构性问题，致力于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和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从调控对象来看，总需求管理的调控对象以企业、居民和国外部门等经济主体为主，而需求侧管理不仅包含经济主体，还包含市场本身；从调控工具来看，总需求管理主要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而需求侧管理不仅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需要结构性政策予以协调配合。
对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陈彦斌表示两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不仅在需求侧，也在供给侧，所以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互配合，才能够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形成。
陈彦斌说，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要求，需求侧管理能够改善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困境，提升居民消费的规模和质量，从而对供给侧形成牵引作用。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战略，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在国际产业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维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与此同时，需求侧管理能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使中国成长为“世界市场”，在二者相结合的共同作用下，将进一步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